再见没意义的高增长0精密刀具

再见！没意义的高增长

再见，高速增长南风窗

叶檀：

我们将愉快地接受gdp速度下降，前提是，经济结构好转，带来全民福祉，带来未来百年的社会、经济健康。

中国经济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原有的三大红利已经耗散，经济结构必然经历紧缩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高速增长期，幸运的是，当一个红利消失后，必然伴随着另一重红利的诞生。农村包产到户、生产效率的红利逐渐消失后，农民朋友进城成为庞大而低廉的劳动力大军，低端制造业由此起步；中国国内的低端内需逐渐饱和后，随着国际市场的打开，中国融入全球贸易链，成为世界车间。失衡的结构不可能不动，当世界经济因次贷危机陷入崩溃，出口、劳动力、货币红利同时消失。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谁也无法阻止经济结构转型。中国无法靠一己之力维持原有的经济模式，第一大出口地欧盟陷入债务危机，美国的制造业开始逐渐回流，机械取代人工蔚为一时趋势。建立在出口与投资基础上的中国产业结构出现倾斜，本已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在短时间内，全部从冰山之下浮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伴生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却未形成明显的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出口赚取的外汇形成庞大的资产泡沫，资产红利的攫取者由权贵、特殊的垄断行业人员等组成，大部分投资者进入泡沫场，又在泡沫场中失去财富。最直观的表像是，作为中国经济冷热温度计的用电量、财政收入等数据大幅度下降。

应对目前的经济困境有两种办法。

或者，竭力维持原有的增长体系，在投资与出口的温床上再多呆一些时候。中国政府不仅需要推出进一步的刺激政策，还需要加紧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财政部与央行，共同实行财政刺激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做的好处是，市场可以在短期内回暖，投资者可以暂时遗忘债务危机，但未来将迎来滞胀的灾难，必须靠强刺激换来短暂的发展。

或者，在维持基本经济增速的过程中，进行痛苦的结构性调整，垄断行业的薪酬不再一枝独秀，资金掮客与资产造假者不再成为令人羡慕的既得利益阶层，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公民保障水平的均等化，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普遍提振内需，取代奢侈消费与低端消费的两极分化，中国的经济才能在公平市场的基础上，摆脱权贵魔咒，向现代文明社会迈出关键一步。

第一种办法是饮鸩止渴，短暂的欢愉的结果是长期的痛苦；第二种办法是治本之术，在阵痛之后有可能使中国走向公平的国强民富的现代社会。在中国百年现代文明的追逐史中，屡次跌入战争、权贵经济的泥潭，是时候跳出泥潭、走向新生了。

要强调的是，维持基本的秩序与经济增长是转型的前提，失去基本秩序的社会、多数人失去工作的社会不可能有转型空间。越来越多的事实与数据在提醒我们，原有的矛盾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转型刻不容缓。

转型就在当下。

有必要维持高增长吗？凤凰网财经

7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12年7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此次降息距离6月8日那次3年多以来的首次降息尚不足一个月时间。央行的连续降息，和前段时间发改委批准一批重大投资项目一样，目的都在使经济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当这些政策出台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对之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重蹈2008年的覆辙，使危机人为地延长，这些质疑在理论上都是站得住脚的，在此不再重复这些观点，在这里，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即政府有没有必要人为地维持高增长，或者说高增长是否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应以“健康增长”代替“高增长”

政府主导的大量投资，人为鼓励出口等确实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这种作用只能是一时的，不断刺激的结果将是经济的全面崩溃

我们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水平，经济增长是手段，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才是目的，但是经济增长一定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改善吗？这就不一定。这和经济增长是如何实现的有很大关系。在政府的刺激性经济政策之下，经济高增长确实会出现，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却会因为物价的上涨，购买力的下降而降低。这种以损害最终目的为代价的增长显然是没有必要追求的。可见，维持高增长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经济增长，而是说要以一种健康的经济增长来改善生活水平，以“健康增长”去代替“高增长”。在这里需要对“健康增长”的概念作一个说明，我们认为其主要特征是可持续性。那么可持续性来自哪里？政府主导的大量投资，人为鼓励出口等确实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这种作用只能是一时的，不断刺激的结果将是经济的全面崩溃。可持续的增长只能来自于人的创造性，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一个鼓励创新的制度和环境是多么重要。

“健康增长”有赖于有利于知识创造的环境

一种最为常见的主张高增长的理由是对失业的担心。这种观点也是不成立的。失业理论上只能是自愿的，即不愿意接受某个工资水平，或不愿意流动，造成这种自愿失业的原因，又和政府的政策有关

人的创造性是不竭的，这是由知识的特征决定的。人的创造归根结底是生产各种各样的知识，其中主要是哈耶克和波兰尼说的隐含知识。任何产品，之所以具有某种功能，是因为构成产品的物件包含了人的知识，比如一艘木船，之所以能够载过河，是因为它包含了造船工匠关于如何造船的知识，这些知识将木板按照具有某种功能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如果没有这些知识，那么这艘木船将不成为木船，而只是一些零碎的木板而已，对于其他任何的资本品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没有“内嵌”于其中的知识，就不成其为资本品。

创新有时往往不需要对原来的产品做出多大的改动，而只需要对既有的产品进行组合，这种有关产品如何组合的知识，也属于生产性的知识，熊彼特早已指出，新组合属于创新的一种。如果市场中有N种商品，那么理论上就会有N*(N-1)/2种新组合，每新增加一种产品，新组合有可能出现的最大数为N种，而不是一种。最能体现组合创新的一个例子是同样的文字，不同的组合就出现新的文章，当然，更为典型的是企业家在生产产品过程中对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

但生产性知识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关于需求的消费性知识，这类知识不是体现在有形的物件中，而是体现在无形的广告、品牌和营销中，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这类知识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消费者需要被教育，被告知产品的价值所在。这些方面的创新往往是看不见的，但是却和看得见的技术创新同样重要。

建立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增长之所以是健康的，出来知识本身的不竭性之外，还在于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消费的物质资源较少，它主要是利用脑力，因此，不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一种最为常见的主张高增长的理由是对失业的担心，这种观点认为增长率下降之后，失业就会增加。这种观点也是不成立的。市场的需求总是存在，人总是能够找到其用武之地，只有他不为自己设定最低的生活水平。失业理论上只能是自愿的，即不愿意接受某个工资水平，或不愿意流动，造成这种自愿失业的原因，又和政府的政策有关。

国有部门不可能是创造性的

国有部门，包括国企和高校都不可能是创造性的，它们有政府的保护，何必辛苦地通过创新去谋生呢？它们是官僚体制，怎么会鼓励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呢？

尽管以上的论述表明人类知识创新的空间是很大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知识创新就一定出现。如果没有适宜的环境，创新不会出现。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美国几乎主宰了新技术领域重要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如苹果、Facebook和谷歌等的出现就是明证，而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却少见这类创新，这是为什么呢？显然，与美国的市场环境更有利于创新有关。

而中国想要成为创新型的国家，也需要有类似的环境。目前，国内的环境非常不利于创新的要求，因为市场才是创新之源，而国内我们还是国有部门主导的创新。国企、国有的科研单位和高校占有大量的科研资源，但产出的社会效益很低，科研很容易成为洗钱和圈钱的手段，这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些垄断部门只是对政府的科研评价体系负责，不需要面对市场的需求，政府确定的科研评价体系，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制造腐败和不公，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对真正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只有阻碍作用。最近中央终于提出要进行科研体制改革，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国有部门，包括国企和高校都不可能是创造性的，它们有政府的保护，何必辛苦地通过创新去谋生呢？它们是官僚体制，怎么会鼓励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呢？

可持续的健康增长，未必是“高”增长的

知识产品的创新和消费由于不消费物质，所以也往往不体现在GDP上，如吃几个面包会有助于GDP，而在WIFI上漫游几个小时却不会有助于GDP

要特别指出的是，可持续的健康增长，未必是“高”增长的。知识产品的创新和消费由于不消费物质，所以也往往不体现在GDP上，如吃几个面包会有助于GDP，而在WIFI上漫游几个小时却不会有助于GDP，尽管得到的效用可能是后者更大。知识创新和生产不会推动GDP的原因还在于生产知识产品不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知识的复制成本很低，生产和消费大量的知识，往往也不产生更多的GDP。

人类在进入到知识驱动社会之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会下降，但这种下降却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人为地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将是拔苗助长。对我们国家来说，随着互联网等的普及，也正在进入到知识驱动型社会之中，面对这样的社会，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改变僵化的体制机制，使每个人都能在知识创新中发挥其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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